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国民党军追击、围堵，决计在途中予以全歼。红军在层层围堵中迂回行进，无根据地可依托，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简称“中革军委二局”）作为我党我军重要的技术侦察机关，一路进行无线电侦察，向中央提供了大量及时、准确的情报，有力保障了红军在长征中的行军作战。中央红军转战万里而不溃散，陷入绝境又重获生机，中革军委二局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突破湘江，转进贵州
按原计划，红军转移的日期为10月底或11月初，但实际提前了近一个月，一个重要原因是中革军委二局及时侦获情报：国民党军队将提前对瑞金发动大规模进攻。军事顾问李德撰写的《中国纪事1932—1939》记载：
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情报），蒋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日期提前了大约一个月。
在9月最后几天中，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作出相应修改。
出发时，中革军委二局的序列是：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一科负责破译，有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2人；二科译电，科长李作鹏，有叶楚屏、陈仲山、段连绍、戴镜元等；三科侦收，科长胡立教，侦收员李力田、胡备文、雷永通、钱江、刘少宏、贺俊侦、李廉士、唐明、李行律、叶根等。全局共有侦察台6部，技术人员30余人，另有警卫分队、运输队、炊事班等数十人。
11月初，红军沿赣粤边界进入湘南。蒋介石终于判定红军西进意图，调重兵于湘江，严阵以待。11月中旬，二局侦悉：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镇守全州、兴安、灌阳一线，主阵地设在界首及石塘圩地区。
为调动国民党军队，寻机渡江，红军以一部出嘉禾、蓝山，向永明(今江永)佯动，威胁桂林。22日，二局获悉，蒋介石在给何键的电报中称，桂军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腹地，将撤离湘江，回防桂林以东的恭城，命湖南军阀何键注意调整部署。23日与24日，二局连续截获数份国民党军电报，确悉桂敌主力已向东南方的恭城转移，何键尚在调整部署中。这表明国民党军的湘江防线，从兴安至全州一段，出现了一个约50公里宽的大缺口。
中革军委决定抓住桂军撤离、湘军填补原防线尚未实现之机，从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25日，朱德总司令向全军下达渡江命令。27日，红一军团二师渡过湘江，架设浮桥。28日，红三军团四师十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地区。湘江渡口的南北两翼地区均被红军控制。
11月28日至29日，二局又侦获李宗仁密电：命令撤走的桂军主力速返湘江前线；各路国民党军从南、北、东3个方向，迅速向渡口迫近。29日，北翼的红一军团在湘江渡口西岸抵抗湘军刘建绪部的攻击，南翼的红三军团在湘江东岸阻击桂军向北推进。当日，二局随中革军委平安渡过湘江，但后续部队损失惨重。12月1日，国民党军队全线进攻。红军浴血奋战，至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大部终于渡过湘江。
红军虽然在湘江遭受重创，但中央和红军主力大部总算渡过湘江。如果没有二局的情报，使部队能够在敌人基本没有设防的江面渡江，并先敌抢占渡口，后果将更加严重。
渡过湘江后，在到达通道之前，二局侦译数份国民党军往来密报，何键在电文中称：“判断匪循肖匪故道西窜已甚明显”，令刘建绪和薛岳部分别组成第一、第二兵团，“迅速向新宁、城步、绥宁、靖县（今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方面转移”，并在湘西修筑四道碉堡封锁线，张网以待，准备堵截并围歼北上与贺龙、萧克会合的中央红军。
12月11日，红军进入湖南通道县城。当日，二局破译了敌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企图截击中央红军于湘黔边境的密电，得悉：薛岳兵团先头已抵洪江；桂军正分向龙胜、古宜“追剿”；刘建绪部署陶广部主力向临口、通道方向，刘建文旅主力向木路口“追剿”……12日凌晨2时，中革军委将上述敌情和薛岳兵团情况一并通报全军。连日来不断截译的国民党军电报显示：蒋介石针对中央红军要与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意图，已调集重兵在城步、靖县、武岗一带，布置成一个口袋阵，等待红军往里钻。湘军主力在中央红军通往红二、六军团的必经之路上，正在修建和加固四道堡垒封锁线；各路敌军总兵力有15个师，有红军五六倍之多。红军疲惫至极，弹药不足，如果向国民党军设伏的防线推进，无异于自投罗网。
在此严重关头，中革军委于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当时担任中央红军总部第一局作战参谋的吕黎平回忆：“12日，党中央与军委领导同志到了通道，仍准备按原计划向北进军。毛泽东看到二局送给他的情报和我军次日的行动计划时，非常生气，立即来一局找到周恩来、博古，激动地说：‘我军如继续北出湘西，正中敌人的下怀，不是往死洞里钻吗？哪有把红军投入蒋介石设计好了的陷阱里去自寻灭亡之理？’当晚，应毛泽东的要求，军委召开紧急碰头会，在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下，博古、李德被迫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黎平方向进军，避免了一场自投罗网被歼灭的厄运。”
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自长征以来，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并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12日19时30分，中革军委下达全军西进贵州的命令和行动部署。
12月18日，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改变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绕开蒋介石的口袋阵，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二局为毛泽东和军委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及时、准确的情报依据。
1935年1月5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根据二局的综合敌情报告，通报各军团，各路敌军将在12日左右对红军布置新的围攻，并指示争取在黔北发展。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天险乌江；7日，总司令部随红一军团二师之后，进驻遵义城。中革军委从二局破译的敌人电报中得知：四川军阀刘湘的援黔部队，因怕孤军深入，只进到松坎。薛岳的8个师，正乘机攫取王家烈的贵州省，留驻贵阳等地，无力北渡乌江。湘军要对付红二、六军团，难以入黔。蒋介石围攻遵义的部署亦尚未完成。这一态势，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的休整，争取到了时间。
遵义会议期间，红军得到休整，而二局仍要坚持工作。据当时调到二局从事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我们必须夜以继日地守在电台前，细心地分辨捕捉每一个可疑的信号，并且要马上把收到的信号破译出来，随时为部队首长提供情报。”
根据二局情报，中革军委分别于1月16日、17日、18日、20日，四次向各军团通报敌情：蒋介石令刘湘速派潘文华二十四军、郭勋祺教导师（应为旅）、范绍增模范师进到长江南岸；南面薛岳的7个旅（应为师）已离开贵阳向北开进，准备渡过乌江；蒋介石已亲飞重庆指挥。
二、死地突围，摆脱被动
1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准备与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28日，在进军土城途中，于习水县青岗坡，与尾随而来的川军进行激战。红军将士英勇，但由于川军顽抗，我军伤亡严重，形势对我不利。
此时，川军南岸指挥部电促各部聚歼我军，称红军“主力全在土城一处，合围之势已成，请各友军各派小部轻装截击，必可一网打尽”。曹祥仁回忆当时的情形是：“形势好险，周围都是敌人，包围圈只有一个不大的口子还没有合拢。”千钧一发之际，中革军委二局向党中央报告了这一最新敌情，政治局在傍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出战斗。中革军委指挥若定，组织部队有序脱离战场，一渡赤水，突出重围。其间，毛泽东同志目光远大、妙算在胸，密令二局侦察滇军。
2月9日至17日，中央红军在扎西休整期间，二局报告：川军及滇军，对我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国民党军也向此处开来。毛泽东同志根据战场态势变化，提出对策，招招制敌于不备：率部穿越空隙，再渡赤水河，成功突破敌军的重兵包围，然后挥师向东猛刺回马枪，三军团突袭娄山关，二占遵义城，一军团直插吴奇伟指挥部，重创吴纵队2个师，红军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声威大振。毛泽东后来总结认为，红军二渡赤水，东返贵州，走活了一盘棋。
之后，红军再次转兵西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向西北佯动。敌军中计，主力全部调至乌江以北，构筑封锁线，企图全歼红军。红军旋即掉头向东于3月21日至22日四渡赤水，伺机南渡乌江。
此时，中央红军将国民党军大部调动至乌江以北，遵义至仁怀一线的狭小地域集结了国民党军数十个团，红军向南通过遵仁封锁线仍然具有极大风险。然而，二局的侦察让中革军委对敌情了然于胸，使红军敢于在犬牙交错的敌阵中穿插运动。3月25日，根据二局的准确情报，总司令部向各军团通报了国民党军各纵队、师、旅乃至团的当前阵位。
3月28日，中央红军冒着暴雨，紧张有序地悄然穿越敌军密集部署的遵仁封锁线，再次成功突破敌人的严密包围，迅速向南挺进，直插乌江边。紧接着3月31日至4月1日，全军成功渡过乌江，把敌军主力甩在江北。
三、顺势造势，把握主动
过江后，二局侦知，向西南进军将遇敌重兵阻击，中革军委遂令部队转向东南，形成兵临贵阳之势，剑指蒋介石本人。
4月2日，中央红军前锋逼近贵阳，吓坏了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他直接电令滇军主力，驰援贵阳，并令国民党军在瓮安集结，防堵红军渡清水江与贺龙会合。
毛泽东将计就计，派部向东佯动，促蒋错上加错，全军东调，为红军向西南挺进，甩开敌军，让开大道。4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在贵阳以东约20公里处突然转向西南，从贵阳和龙里之间国民党军防线的空隙处穿过。而后，红军以日行120里的强行军速度，向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关于毛泽东的这步妙棋，二局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兆在回忆稿中写道：“蒋介石所有的军队都甩在东边了，(被)拖得筋疲力尽的各路敌人，要追赶士气旺盛的红军，将是望尘莫及，连送行都来不及了。周副主席讲过：四渡赤水，南破乌江，困贵阳，甩掉敌人，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
二局侦听、破译双优，完美配合中革军委的谋划和指挥。毛泽东妙用二局情报，顺势造势，变被动为主动，上演了战争史上的精彩一幕。长期主管二局工作的叶剑英曾在一次会议上这样评价：“四渡赤水（之后），在龙里、贵定（阳）之间不过60华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很难下这个决心。”
四、巧渡金沙，鱼入大海
4月29日，红一、三军团分别攻占昆明东北的嵩明、寻甸，龙云赶忙收缩部队，加强昆明城防。中央红军向昆明虚晃一枪之后，即向北转向金沙江渡口。5月3日，中革军委纵队在皎平渡巧渡成功。但一、三军团在各自渡口受阻(江水急)，而尾追的国民党军万耀煌师已接近昆明。如果万师急进至金沙江渡口，再加上薛岳的其他部队跟进纠缠，红一、红三军团和中革军委就有被隔江截断的危险。毛泽东和军委都很着急。
此时，曹祥仁译出万耀煌致蒋介石的密电，万谎称他们没有发现共军，决定在团街休整。万师是蒋军嫡系部队中的非嫡系，对蒋介石也是阳奉阴违。毛泽东得到二局的报告大喜。当时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吕黎平后来在《青春的步履》一书回忆道:“毛主席同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一道来到设在一个崖洞里的作战指挥室，主席用一支红铅笔指划着一幅挂在壁上的十万分之一地图，示形而又风趣地对我们几个作战参谋说:“你们看，龙云的部队被我们‘调’到贵州去了，现在万耀煌的第十三师又要听我们‘指挥’了。你们知道三国时代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吗？我们现在借用蒋介石与万耀煌的矛盾，把主力部队调到这里来渡江。将来也让后人写段故事吧！”
中革军委即电令红一、三军团赶往皎平渡过江。部队按指定时间赶到，依次渡江，于5月9日到达北岸。当万耀煌师按蒋介石的手令，于10日赶到江边时，红军已全部渡过了金沙江，渡船已在北岸烧毁，只能望江兴叹。中央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跳出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大包围圈，为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五、主席赞誉，无上荣光
自1935年1月红军离开遵义至5月渡过金沙江，中革军委二局在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的险恶环境中高效工作，及时、准确地掌握了蒋介石的指挥意图和兵力部署等大量情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在江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遵义会议之前的长征中，虽然二局工作也很出色，但错误的领导却给红军造成了很大损失。对比之下，完全可以说，毛泽东和军委机动灵活的指挥，使二局的情报发挥了最大效用。如孙子所言，“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指挥员“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毛泽东接见二局骨干（左起：曹祥仁、钱江、彭富九、冯维精、肖荣昌、戴镜元）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邹毕兆在长征途中亲笔记录下，从1934年10月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到1935年10月长征结束，中革军委二局破译科相继破译的蒋、粤、湘、桂、黔、滇、川、陕等当面之敌共180余种密码。地图上曲折的长征路线，也是二局情报的写照。敌人哪儿强哪儿弱，哪儿有薄弱环节，哪儿可以通过，都靠二局提供的情报来判断。二局取得的各项成绩，是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的成果。中革军委二局全体同志始终紧密协作、团结奋战，在紧要关头和关键岗位上各尽其责，每一项成果都凝聚着整个集体的智慧与汗水。邹毕兆回忆道：“二局对中国革命战争，尤其是对长征起到了很重大的作用。……整个工作的成绩，是二局全体同志勤劳的结果。”
对于二局在长征中的功绩，毛泽东等军委领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在长征胜利后，称赞二局是长征中“黑夜走路的灯笼”，“没有二局，长征胜利是很难想象的”。这份认可成为二局全体人员铭记终生的无上荣光，也成为无线电情报工作者投身革命事业的永恒激励。（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曾经的戎装照
作者简介：曹冶，1949年生，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系硕士。1970年入伍，在总参谋部工作，1988年退役，先后在外交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单位工作，从事国际裁军、国际贸易等方面研究与谈判。曾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研究员、欧美同学会留美分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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