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冒用余华之名侵权，9年前曾澄清过一次；不打官司不等于不在乎
胡晨钟接受九派新闻专访
近日，作家余华发布多张截图，再次声明，《家徽》不是自己的作品。这场持续多年的署名错误，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家徽》是湖北作家胡晨钟1995年发表于《百花园》的一篇小小说，也是他颇为珍视的得意之作。多年来，它顶着余华的名字，在网络、出版物和语文试卷中流传。作品被越来越多人读到，真正的作者却从署名中消失了。
余华在央视访谈中回忆，2017年，胡晨钟曾在一场活动上找到他，递来一封信。他当众澄清作品归属，次年又将演讲文字收入散文集，希望纠正误署。然而，错误的名字依然跟着作品四处传播。
胡晨钟在红安家中接受九派新闻·九派长谈专访。
他承认一开始找到余华，是带着情绪去的。得知余华并不知情，还当众表态澄清《家徽》的署名真相， 他于是释怀，并感到余华“文如其人，很坦荡，也很真诚。”
与作品的广泛流传相比，胡晨钟的生活安静得多。他曾在红安县委宣传部工作，写小说始终是业余爱好。妻子表示，胡晨钟“心善得很”，年轻时见到老人或残疾人乞讨，总会给一点钱。有一次骑车，遇到有人拉着藕煤上坡，他把自行车交给妻子，转身帮人推车。
妻子觉得，这份善良与《家徽》中宽厚、悲悯的家风一脉相承，也影响了胡晨钟后来放弃起诉的选择。
9月上旬，九派新闻旗下播客节目《九派长谈》专访胡晨钟，走近这位在作品传播中被隐去的作者，以下是胡晨钟的自述。
【1】我写的《家徽》，怎么成了余华的作品？
我叫胡晨钟，是湖北省红安县人。我是一名作家，不过这是我的业余身份。我曾在红安县委宣传部工作，担任过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红安县县报社社长。写小说是我的业余爱好，我一辈子都痴迷于此。
我第一次发现《家徽》被署上余华的名字，大概是在2016年冬天。那天晚上，我没事，躺着听喜马拉雅上的文章朗读。听着听着，突然发现读的好像是我的东西。结果读完以后，节目里说，刚才读的是著名作家余华的作品。
我当时很生气，心想，我辛辛苦苦写的东西，怎么成了余华的？莫名其妙。
我在平台上留了言，跟他们声明，你这个东西搞错了，不是余华的。你再这样播，我就要起诉你们。
但你也知道，我这个年龄，不太会查后台，也找不到他们的联系方式，所以没有同平台直接沟通上。平台没有回复我，但后来我没有再听到这篇作品播出，至于到底下没下架，我就不清楚了。
后来我再到网上一查，发现不只喜马拉雅，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里收了《家徽》，江浙一带一些中考试卷的阅读材料里也用了这篇作品，但署的都是余华的名字。
我真是很生气。
《家徽》是我1995年写下的一篇小小说。这个故事有真实的部分，也有虚构的部分。
故事发生在解放前的鄂东农村。那时候红安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在生存条件艰难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抢劫、盗窃。在这种时候，人心更经受考验。
我写的是一个小偷。他因为家里日子过不下去，跑到我家里偷东西。东西偷到以后，被家里那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抓住了，本来要把他打个半死。但是我的祖父觉得他太可怜，就把他放过了。
祖父不仅放了他，还给了他一些铜钱，叫他不要再偷，拿这些钱去做一点生意。这样起码可以养家，不用再偷盗，不去祸害别人。
这个人受到感动，后来做起了鱼生意。为了感恩，他每次贩鱼回来，就在我家门口挂一条鱼。家里其他人就说，祖父这个事情做得好，做了好事有好报，我们隔几天就能吃上一条鱼。
吃过几次以后，祖父说这样不行，人家做小生意也很艰难，我们总是心安理得地吃他的鱼，他以后还怎么做生意？祖父让他不要再送，说他的心意我们已经收到了。
真实的事情，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可我写的时候觉得，到此为止还不够。我就想象这个人在我家的门板上刻下一条鱼。这样不论对他还是对我们家，都是一个永久的纪念。我们这个家的传统，也有了一个物化的东西，可以传承下去。
所以，门板上的鱼是我虚构的。我觉得这也是文章最闪光的地方。这个“家徽”，把我们这个家庭乐于助人、乐于奉献、悲天悯人、不求回报的感情和家风传承下来。它反映的也是鄂东农村底层劳动人民最质朴、最珍贵、最值得流传的一种情感。
作品最初发表在《百花园》杂志上，后来被《小小说选刊》等许多杂志、选本转载。早期的转载都没有出错。从1995年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写过小小说的人都知道《家徽》是我的作品。
所以，《家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被误署。后来传播途径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它才被署上余华的名字。
【2】2017年，我带着一封信去找余华
我一开始想弄清楚，这个事情是不是余华干的。如果真是他干的，那我一定要认真同他理论一番。正好后来我知道余华要到湖北来，就想趁这个机会当面问清楚。
2017年4月14日，余华到湖北讲学。我通过省作协找到讲座现场。进去时，他还没到，我就在会场里等。
等余华到了，他正在那里坐着，我走上前问道，你是余华老师吗？他说，对，我是。
我把打印在一张A4纸上的信递给他，说，有个东西跟你我相关，请你看一下。就这么简短的几句话。
我在信里写，我是湖北省作协会员胡晨钟，也是他的铁杆读者，早期读过他的作品，让人震撼。听说他来湖北讲学，借这个机会向他反映一件牵涉他的事情：喜马拉雅“十点读书”栏目中的《家徽》，本来是我的作品，是我1995年发表在《百花园》杂志上的，不知道为什么却成了他的作品。
我还在信里写，我想他这样的大作家，是不屑于冒名我这样一个无名作者的，可能是“十点读书”想借他的名声争取收听量。但事实上，这件事给我造成了精神上和名誉上的损失，也不符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规定，希望他过问一下。
余华马上看了这封信。看完以后，他把信拿在手上，在正式讲座开始前，他当着现场七八十人的面郑重声明，《家徽》不是他写的，是湖北作家胡晨钟写的，这个事情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他事先也不知道。他说我应该维权，应该打官司。如果需要他作证，或者需要他提供证明，他都愿意支持。
我就坐在前面，看着他讲，心里很受感动。
我读过他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等作品，里面有一种人文情怀。我觉得他写的和他做人是相吻合的，文如其人，很坦荡，也很真诚。正是在这件事上，我从生活中认识了余华，觉得他确实不错。
【3】没有打官司，不等于我不在乎
余华当场支持我打官司。如果需要他作证，或者需要他提供证明，他都愿意支持。后来，我也咨询过维权的过程。
很多朋友知道以后，也叫我去打官司。有人还给我算过一笔账，说《家徽》在喜马拉雅当时接近九十万次播放，就算一次一块钱，也有九十万元，赔偿会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我说算了。我没有打官司，首先是不愿意靠这件事出名。有人劝我说，你正好可以同一个名人打官司，把事情炒大，在全国出名。但我觉得，靠同别人扯皮增加收入，靠同余华发生纠纷提高知名度，即使得到了钱、出了名，也没有多大意思。
要出名，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靠自己辛勤努力。哪怕只在黄冈、湖北有一点影响，也比靠同一个名家打官司在全国出名更有意思。我不愿意出这样的名，这不是我做人的风格。
我当时已经六十多岁，心态和年轻人不一样。个人的经济损失没有被我放在首位，我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名誉。
如果余华真说《家徽》是他写的，我也很较真、很犟，一定会同他较个真。但他说不是他做的，他事先也不知情，还当场表态支持我。我觉得他这个姿态已经很高了。再加上我自己在《家徽》里写的就是一种人间大爱的心态，我也觉得，既然不是余华本人做的，何必为这件事一直同他较真？
另一个现实原因，是基层作者维权太难。不打官司，不等于我完全不在乎。人家侵犯了你的名誉，侵犯了你的著作权，要说完全不当回事，也不是那么回事。问题是，不知道怎么维，不知道应该通过哪个途径维。
一个基层作者面对的是出版社或者网络平台，是有专业班子的机构。维权要耗时间、耗精力，也要耗费经济成本，我们同他们耗不起，也没有哪个机构会主动来帮这个忙。
再说，《家徽》只是一篇两千来字的小小说。如果是十几万、几十万字的中长篇，可能更值得打一场官司。一篇这么短的作品，即使维权成功，我当时也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
多种因素放在一起，我就没有继续追下去。后来我到了武汉，在省里一家杂志做副主编、执行主编，平时很忙。这件事让我不舒服，但不是我生活的全部。生气归生气，正事还是要干。时间长了，我自己也就把它放下了。
所谓放下，只是平时不再去想这件事，并不意味着错误署名停止了，也不意味着我心里完全不在乎。
《家徽》被署上余华的名字以后，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全国到处飞，流传得非常广。当然，署上余华这样一位知名作家的名字，会更吸引人的眼球，这一点是客观的。如果署的是胡晨钟的名字，《家徽》还会不会传播得这么广，会不会给我的生活带来另外一种改变，我确实说不清楚。
至于为什么偏偏被署成余华的作品，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写作风格相同。我写作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多一些，余华则写得更洒脱。不过，在对题材的关注上，在发现人性闪光的东西这一点上，我们可能有一些共同之处。
但无论作品传播得多广，只要署的不是我的名字，对我来说就不但没有收获，反而伤害更大。
这些年，我前前后后写下来的文艺作品，全部加起来可能接近一百万字。但我自己觉得，真正拿得出手的可能不超过四十万字，真正算得上精品的更少。《家徽》就是我比较满意的几篇作品之一。也正因为它是我的得意之作，被署成别人的名字，才更让我难以接受。
每一篇作品，对于创作者来说，都像自己的孩子。自己生出来的孩子，长大以后却成了别人的孩子，心里的滋味肯定不好受。
如果作品写得不好，被杂志退掉了，我不会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才气不够。现在却是这个东西明明写得还可以，是我自己的得意之作，反而被弄成了别人的东西。这比作品没有发表，更叫人心痛。
那种心情，就是愤怒、无奈，最后只好听之任之。平时不提起来便罢，一提起来，心里还是隐隐作痛。
【4】我放下了，余华还没有
我没有想到，时隔九年，余华还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最近他在网络和电视上一次次说明，《家徽》不是他的作品，而是湖北作家胡晨钟的作品。
我这个当事人受到伤害，反而轻易把这件事当成了过眼云烟。我放下了，他还没放下。这说明他不只是重视我个人，也是尊重我们这些基层写作者的劳动成果，尊重著作权。
我敬佩他的为人。他对底层普通人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作品一套、做人又一套。
不过，对于余华说他自己也是受害者，我当时也有一点不太赞同。我不知道平台使用他的名字播出时，有没有给他报酬。如果有，他收到报酬以后，是不是可以查一下是哪一篇作品？出版社出了书，一般也会寄稿酬、寄样书。至于中考试卷使用材料，可能就不会付费了。
这些只是我的推断，具体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并不清楚。
至于余华后来一次次公开澄清，我确实很受感动。今年8月17日，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里写，余华作为一位知名作家，他当时的举动如同他的作品一样，真诚而又真切地关心普通人的命运，既让我感动，也让在场的听众敬佩。
我还写道：本以为事情已经过去，我由于维权打官司太麻烦而未能履行。没想到余华老师一直记得这件事，在时隔近十年之后，还在网络和电视上就此事一再说明。
我觉得，自己应该向余华老师致以真诚的谢意。我也盼望全国的知名作家都能像他一样，关心、支持普通作者的权益，更不能剽窃、掠夺基层作者那一点可怜的劳动成果。
余华现在旧事重提，显示的是他对这件事的关切和他的高姿态，可对我来说，也相当于把那道伤疤又揭开了，又疼了一次。
这件事本来已经过去很多年，我也不去想了。现在再提起来，心里还是不愉快，还是不太舒服。
当年，我觉得打官司太麻烦，也不愿意靠同名人发生纠纷来出名，所以选择了听之任之。现在回头看，我对这件事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自己当初还是应该正儿八经地维权。
因为正是这种听之任之，让错误署名不断传播，后来越来越难纠正。这也提醒我们这些搞写作的人，要增强维权意识，要有法律意识，要重视自己的著作权，不能再像我这样。
好在《家徽》最初发表的《百花园》杂志、《小小说选刊》和其他一些权威选本，我都留着，上面署的是我的名字。这给了我底气。
前几年，国家对外交流部门向蒙古国介绍的一套中国作品选集也收入了《家徽》，署的还是我的名字，并没有署余华的名字。
看到那套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自己的孩子被人说成了别人家的，最后经过鉴定，还是我姓胡的孩子，不是别人的孩子。、
文章来源：九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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