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信佛，但往往被佛教徒的虔诚所感动，如青藏高原上五体投地、千里朝拜的信徒；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中南半岛五国之行，及其浓厚的佛教氛围，也深深地感染了我，由此引发我对佛教的兴趣和关注，先后撰写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衰落》《佛教向东南亚的传播》，及本文《古代印中两国的佛教交流》。
柬埔寨吴哥窟的和尚。
经过“脑补”，我知道了佛教传入中国的悠久历史，印中两国佛教交流的源远流长。印度之行深化了我的认知：印度佛教对中国最深远的影响，莫过于那烂陀寺的学术传承与阿旃陀石窟的艺术辐射。
世界文化遗产——那烂陀寺遗址。
那烂陀寺建于5世纪初的笈多王朝（戒日王），故址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鼎盛时期约在6-9世纪，藏书多达九百万卷，有万余僧人学者聚集于此，教师达1500名，精通三藏（经藏、律藏、论藏）的达1000多人，是当时世界最大的佛学院，亚洲佛教的学术中心。
玄奘西行求法路线示意图。
那烂陀寺是研究佛学的重要地方，也是培养佛学家和佛教徒的重要场所，促进了佛教的世界性传播。631—636年，唐代高僧玄奘，即《西游记》中的唐三藏，在此留学5年，从而奠定了他“三藏法师”的学术根基。他归国携经论657部，以那烂陀寺所学创立了汉传唯识宗，译经1335卷。还将《道德经》译为梵文传入印度，推动中印佛教文化双向传播。
玄奘西行35年后的671年，又一位高僧义净从广州出海，经苏门答腊入印度，在那烂陀寺留学11年。证圣元年（695），他携百部梵本经论、多颗舍利返回洛阳。武则天在上东门亲迎，敕令主持译场。他的译经与著述补全了“三藏”，完善了汉传佛教戒律体系。
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里记载，那烂陀寺规模宏大，佛殿主厅四周绕置僧房，气势不凡。其僧房式佛殿的布局，对后世中国的佛教建筑，如拉萨大昭寺的建筑格局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大昭寺前五体投地祈福的佛教信徒。
印度高僧摄摩腾画像。
早在玄奘西行求法的600年前，即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明帝刘庄遣使迎请了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二僧以白马驮佛经、佛像，沿丝绸之路抵达洛阳，传播佛法。次年，汉明帝敕建洛阳白马寺（因“白马驮经”得名），成为中国首座官办佛教寺院，被尊为“释源祖庭”。二僧驻寺译经、传法，被尊为中国佛教鼻祖。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路线示意图：古印度（天竺）→中亚→西域→河西走廊→中原（洛阳/长安）。
二僧合作译出第一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简明扼要阐释了佛教核心教义，成为汉地佛教入门经典。这标志着佛教从印度正式传入中国，并获官方认可，由此开启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新纪元，为汉传佛教的发展乃至东亚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石。
印度佛教石窟开凿更为远久，阿旃陀石窟始于公元前3世纪以佛教为国教的阿育王时期，续建至7世纪中叶，全部凿于离地面10～30米的山壁之上，内有精美佛像与壁画，被誉为“石头上的佛教史诗”，是古印度佛教艺术的巅峰，对中国佛教石窟的开凿产生了重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佛教契合民众精神需求，快速发展。受阿旃陀石窟影响，北方政权大规模开窟造像，中国“四大石窟”相继兴建，其外形可见阿旃陀石窟的印记。
敦煌莫高窟，始凿于前秦（366年），历经十六国。此图拍于2004年7月3日，莫高窟修葺之前。
10年后我第二次到敦煌，修葺后的莫高窟焕然一新。
天水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后秦（384年～417年）。
大同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460年），一直延续至孝明帝（524年）。
洛阳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3年）前后。历经数代，营造400余年。
佛教自两汉之际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传播、隋唐鼎盛，至宋元后本土化融合。千余年间，印中约900位僧人往来，译出佛经7352卷，形成汉传、藏传两大体系。佛教成为古代印中交往最主要、最持久的桥梁，深度融入中国后，逐渐从外来宗教演变为汉民族主要信仰，深刻塑造了中国的思想、艺术、社会与民俗，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海南三亚南山海上观音是世界上最高的露天海上观音像，高108米，采用 “一体化三尊” 的三面造型设计：东面手持莲花，象征和平；西面手持佛珠，象征慈悲；北面手持经箧，象征智慧，完美体现了佛教的核心理念。
四川乐山大佛：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
当佛教中世纪在印度本土完全衰落时，却在中国风生水起，如火如荼。除了四大石窟外，中国还有五台山、普陀山、峨眉山、九华山等四大佛教名山，及白马寺、少林寺、灵隐寺、寒山寺等著名寺院，规模宏大，香火绵延，这或许是佛祖释迦牟尼未曾预料的景象。
作者简介：周家华，男，1951年出生，湖北洪湖人。副研究员、主任记者。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会员、湖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水运报社记者、副社长；长江航务管理局党委宣传部部长；《长江航运》杂志主编。出版有新闻文学作品选集《沧海擷浪》、摄影作品选集《镜头视野》，《京杭运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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