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中心论”与“湖湘一万年”专题讨论正热烈展开
湖南常德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已超过8000年。
一
2024年冬，随着“湖南中心论”与“湖湘一万年”专题讨论的热烈展开，我们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的顾问团队，携手四十余位相关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共同聚焦南方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这一讨论，不仅是对湖南深厚文化底蕴的一次深度挖掘，更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诠释。打破“北方中心论"。湖南，这片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以其丰富的考古成果和悠久的历史传承，成为了我们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窗口。从道县玉蟾岩的最早栽培稻、陶器，到常德的最早城市遗址，再到怀化高庙文化中的艺术浪潮，以及四羊方尊等精美青铜器的发现，每一项考古发现都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照亮了湖湘大地的文明之路。尤其是央视推出的《湖湘一万年》历史纪录片，更是将公众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这片热土之上。“湖湘一万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跨度的概念，更是一种对湖湘文明深厚底蕴的肯定。在这里，华夏先民最早解决了吃饭问题，大规模种植水稻，奠定了农业文明的基础。同时，陶器的发明与制作，也成为工业文明的源头，为后续的青铜文明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在怀化高庙，华夏先民最早建立了一套以太阳、凤鸟、八角星、兽面獠牙等符号系统为核心的精神信仰，这种“敬天法祖”的思想，后来传遍了华夏大地，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湘鄂赣地区尤其是湖南大量以“陵”命名的地方，也为我们探寻上古三皇五帝的活动轨迹提供了重要线索。从伏羲氏之陵到颛顼大帝之陵，从尧帝陵到神农陵，再到舜帝陵、盘古帝之陵等，这些陵墓的存在，不仅证明了上古三皇五帝主要活动于大湖湘地区，也进一步印证了人类文明起源于此的论断。而人类学的四重证据法，更是为我们探寻伏羲源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从传世文献到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从民俗学、民族学的相关参照材料到考古发掘的远古实物及图像，每一项证据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伏羲的源头在南方。这一结论，不仅与史学家徐旭生的论点相吻合，也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此次专题讨论，不仅是对湖湘文明的一次深度挖掘，更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诠释。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随着更多考古成果的发现和研究工作的深入，我们将能够更加全面地揭示出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和发展轨迹。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一伟大的探索中来，共同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
与此同时，央视推出的《湖湘一万年》历史纪录片，如同一股强劲的东风，将公众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湖南的考古成果。
纪录片以“稻作之源”“凤起沅湘”“众城之祖”“南疆古国”“青铜迷踪”五个篇章，系统展现了湖南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这不仅让“湖南中心论”的说法再次升温，更激发了人们对湖南历史文化的无限遐想。“湖湘一万年”的论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大量考古成果的严谨推断。湖南，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早在华夏先民们解决吃饭问题的过程中，就奠定了文明发展的坚实基础。湘鄂赣地区，尤其是湖南，大量以“陵”命名的地方，成为了上古三皇五帝主要活动区域的铁证。从伏羲氏之陵到颛顼大帝之陵，从尧帝陵到神农陵，再到舜帝之陵，这些陵墓的分布，如同一部生动的史书，诉说着人类文明起源于此的辉煌篇章。
龙嘴古城遗址已超过7000年
“湖南中心论”的提出，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有着深厚的学术基础和广泛的社会认同。从学术规范上讲，这是“以湖南为地理中心的南方起源论”或“以湖南为代表的南方起源论”，它是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新审视和定位。考古证明，南方的文明比北方的更早，华夏文明有着显著的从南往北发展的过程。因此，“湖南中心论”的提出，不仅是对“黄河中心论”的挑战，更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诠释。然而，“湖南中心论”的建构并非易事，它需要吸收多种方法和技艺，以丰富和完善其理论体系。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和美国科学史家库恩的认知理论，为这种建构提供了先天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支持。同时，中国著名学者叶舒宪教授的“四重证据法”和口述史的技艺，也为“湖南中心论”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路径。在湖南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寻访上古史、远古史的热爱者和有志于建构者，口述这段一万年的历史，将成为推动“湖南中心论”发展的重要力量。当然，对于“湖南中心论”的提出，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地方主义和地域情绪的表现。但实际上，这是对“湖南中心论”的误解。中华文明的中心是迁移的，总的趋势是随中华民族先祖由南往北迁徙而渐次北移。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中心的确在湖南，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根深蒂固的“黄河中心论”，才是一种真正的地方主义和地域情绪。综上所述，“湖南中心论”与“湖湘一万年”的提出，是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新审视和定位。它不仅打破了“北方中心论”的传统观念，更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和南方文明的重要地位。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到这一讨论中来，共同推动中华文明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三
在历史的长河中，湖南，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曾一度被视为文明的边缘，被冠以“南蛮”之名。
然而，随着考古学的深入和史学观念的更新，“湖南中心论”与“湖湘一万年”的提出，正逐渐颠覆这一传统认知，引领我们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上下五千年》虽未详尽描绘湖南的辉煌，但历史的尘埃下，湖湘文明的璀璨光芒却不容忽视。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与美国科学史家库恩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方向：任何历史书写都受到时代与观念的制约，而“湖南中心论”的构建，正是对既有历史叙事的一种挑战与补充，具有其先天合法性与合理性。
我们从史学发生学的视角审视，过去的“历史书写”往往忽视了湖湘地区的文明贡献，将其视为荒蛮之地。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学术研究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湖南地区的文明起源。他们提出，“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中心在湖南”，这一观点虽曾引发争议，但无疑为重新审视中华文明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湖南中心论”的提出，旨在打破“黄河中心论”的单一叙事，强调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与流动性。它呼吁专家学者以开放的心态和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文明探源问题，避免地方主义和地域情绪的干扰。同时，它也提醒我们，任何学术观点的提出都应基于扎实的考古材料和文献依据，经过严密的论证过程。 湖南地区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如1.8万年前的玉蟾岩陶器、9000年前常德澧县的城头山古城、7800年前的高庙文化等，为“湖湘一万年文明”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些发现不仅证明了湖南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也为世界文明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在央视“湖湘一万年”纪录片热播之际，召开关于“湖南中心论”与“湖湘一万年”的学术会议，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湖湘伏羲氏族近万年
它不仅能够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还能够提升湖湘文化的影响力，重塑中华文明史的格局。同时，它也激励着我们深挖湖湘大地蕴藏的智慧宝库，探寻民族文化之根，传承本土精神遗产。 总之，“湖南中心论”与“湖湘一万年”的提出，是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一种新解读，是对既有历史叙事的一种挑战与超越。它提醒我们，要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来看待历史问题，以更加严谨和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历史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铭记往昔的辉煌，探寻民族文化之根，为未来的文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刘冠凡，男，1958年生，湖南常德市人，中共党员，1975年下放在湖南省农垦局国营西洞庭湖农场五分场畜牧队当知青，两年后参加1977年高考，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1982年初，东北师大教育系毕业，成为中国心理学会成员。曾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湖南农大继教院等任教，被湖南省教育厅授予“湖南省优秀教师”称号，后任湖南省防洪总指挥部办副处长。现任北京世界家风大会组委会执行主席，湖南省文物局聘请调研员、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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