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陶德麟 1931年10月31日生于上海，祖籍武汉。195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留校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1956年起任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1984年至1997年任哲学系主任、副校长、校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普通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美国依阿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国际顾问等兼职。1978年积极参与真理标准大讨论，被评价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学人之一。”2008年被评选为改革开放30年“影响湖北30人”，2010年入选首批“荆楚社科名家”，其论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主要著作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陶德麟文集》等。
孔子是200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他的一些理论至今还管用吗？“五四”时期就打倒孔家店，至今又在高调弘扬儒学，这不是历史倒退吗？……
当国学文化热在今日中国大地上再一次悄然兴起的时候，一些疑问随之纷至沓来。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果断回答，势必会对当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2014年9月28日，湖北省孔子问津文化发展促进会在问津书院附近举办了“问津文化论坛”，这次会上，陶德麟的发言同样振聋发聩。
他说，孔子是一位伟大的哲人。中国有孔子，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孔子的命运很坎坷，死后曾被推为至圣先师，有时候又被踩在脚下，说得一文不值。不管起起落落，但是即使要打倒他的人，都觉得这个人了不起。
我小的时候，就开始背四书五经，那时候举国学习传统文化的风气很盛，哪怕是不识字的人，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孔圣人。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根。离开这个根，任何外来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最前沿的科学理论，如果不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也不会推动社会进步。
孔子的思想，许多道理即使到至今仍然有鲜活的生命力，但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我们要进行提炼，即使是对的，也要用辩证的观点，做出现代意义上的新的解释，这样才能融入到现代化建设当中，融入到每个人的心中，让大家乐于接受……
不唯书 敢于挑战经典辞典
1956年2月，《哲学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作者系年仅24岁的陶德麟。这篇文稿始一刊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持关爱观点的人说，这个人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勇气。但有点不明事理，因为这个观点毕竟是苏联两位科学院院士论证过的问题，而且还载入了《简明哲学辞典》，《辞典》中“矛盾同一性”的释文把“同一性”定义为事物、现象同它自身相等、相同的范畴，断言生与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等根本对立、相互排斥的事物之间没有同一性。陶德麟明确指出这种观点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
但也有一些唯书本是从的人认为，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这个观点是罗森塔尔、尤金两个苏联科学院的院士提出来的，你陶德麟才几斤几两，人家可是社会科学界的泰斗，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你敢挑战他们？等着挨整吧！
可陶德麟并没有因此篇文章获罪，也没有因此而受到批判，相反，却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
1957年1月7日，毛泽东主席在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肯定了此观点；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邀集一些学者，专门谈论此事。
后来，《简明哲学辞典》的作者也虚心接受了批评，在再版时对“同一性”的条目作了原则性修改。
陶德麟既不是哲学方面的专家，也非哲学专业的毕业生，他为何有如此大的胆略，挑战经典辞典里的观点？
陶德麟有深厚的古典文化底蕴。他虽然没有上过小学，但在12岁以前，就在父母的教育下，读完了“四书”，读了《诗经》、《左传》、《古文观止》的一部分和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学了诗词格律，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聊斋志异》，爱好书法和京剧。抗日战争的中期，他在湖北的战时省会恩施考进了实验中学。那时他对文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兴趣很浓，想将来做文学家或科学家。
抗战胜利后，实验中学迁回武汉，他升入了高中。在高中期间，他在老师的指导下，读了一些诸子百家的文章，并写过一些论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哲学思想的短文。后来，他和一些同学组织了读书会，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思想方法论》和武汉大学地下党领导的社团秘密印刷的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朦胧地知道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觉得这些新道理对观察现实大有帮助。1949年武汉解放时他正好高中毕业报考大学，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华中大学外文系和武汉大学经济系同时录取，但他最后选择进了武汉大学经济系。
在大学期间，他选修或旁听了数学分析、普通物理、逻辑、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文艺学、社会学。其中刘绪贻先生讲授的社会学用的教本是李达同志的名著《社会学大纲》，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又相继学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解得稍多一些了，产生了兴趣和信仰。1953年2月李达同志来武汉大学任校长，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时陶德麟是大四年级的学生，奉派为李达整理讲课记录。
李达是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先驱者，在马克思主义各个领域都有精深的造诣，但最关心的还是哲学。此次谈话，他希望陶德麟来担任自己的助手。因此李达第一次和陶德麟谈话，就阐明了自己对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观点：“搞马克思主义的人要有坚持真理的品格，不能像摆摊的小贩，天晴把摊子摆出来，下雨就收摊子。”这个观点从此像一粒种子，深深植根于陶德麟的心底。不久，陶德麟毕业留校，成了李达的学术助手和学生，从此哲学成了陶德麟的终身职业。
在李达的指导下，他努力弥补自己哲学方面的知识缺陷，并自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外哲学史和逻辑，长进很快；另外，李达放手让年轻人讲课，常言说，你要给别人一碗水，你必须要有一桶水，于是陶德麟走进了浩瀚的哲学的海洋，使他的脑洞大开。早先，胡适先生曾在武大作过《两个世界，两种文化》的报告，那时他就觉得胡适先生的观点有错误，但不知错在哪里；通过广泛的学习与钻研，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分析，不仅知道了错在哪里，而且有了敢于表达的勇气。
所以，当他发现苏联两位科学院院士所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后，就带头举起批判的大旗，推翻了他们对“矛盾的同一性”所阐释的错误观点。
不畏权 勇闯“两个凡是”禁区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政治空气依旧还是那么沉闷，因为“两个凡是”不仅束缚了人们的手脚，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所以，当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后，立刻在中国的大地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早在1977年9月，陶德麟应邀在北京参加一个讨论会时，大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能持续十年之久，因为它是有理论支撑的。
它的最深层的理论基础就是在检验真理的问题上以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偷换了实践标准，根本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搞乱了全国人民的思想。“两个凡是”就是这一谬误的继续。不从哲学上驳倒这种谬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不可能正确解决。
何谓“两个凡是”？指的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陶德麟从来没有如此痛感哲学与民族的兴衰、人民的祸福有这样密切的关系！于是，他积极投入到这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去。
尽管《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但是过去极左时代的一些阴影仍然如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人们的头顶，你如果要反对“两个凡是”，弄不好厄运就会降临在你的头上，那就是抓辩子、打掍子、扣帽子，很快你就会被打倒在地！
陶德麟之所以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还是来自于他对文化大革命深层次地思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下放到农村实行劳动改造。他曾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回忆这次改造中的惨苦经历，他说当时精神上的痛苦远远超过肉体上的折磨。
因为他被迫学习当时权威理论家们宣传的“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却让他越学越无法理解：一方面讲“实事求是”，一方面又制造大批的冤案；一方面批英雄史观，一方面又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一方面讲认识需要在实践中多次循环往复，一方面又说领袖能“洞察一切”，“句句是真理”；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一方面又说在我们这里已经到了“顶峰”；一方面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一方面又鼓吹精神万能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如此等等。他痛心地感到祖国正处在误入歧途的险境。但他相信中国不会就此沉沦。1974年他偷偷写下的一首小诗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临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伤。心境长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
这场大讨论中，他投出的一颗重磅炸弹是毛泽东主席曾给李达同志写过三封信。
这三封信是毛主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李达同志撰写《<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胡适思想批判》的时候写给李达同志的。
毛主席在1950年3月27日的信里提到：“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在1952年9月17日的信里提到：“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这说明毛主席认为自己的论断也会有“不妥”和需要“修改”之处，绝无所谓“句句是真理”。
后来这三封信几经辗转，终于在毛泽东主席诞辰85周年之际，在《哲学研究》上予以刊出，这三封信的公开发表，充分表明了毛主席对哲学的高度重视，体现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作风，同时，对“两个凡是”是一个非常有力的驳斥。不久，陶德麟又在《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报刊相继发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 《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 《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 《百家争鸣与‘两家’争鸣》 《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等一系列论文，系统地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驳“两个凡是”。
这不仅反映了陶德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也反映了他不畏权势，捍卫真理的勇气和学术品质。
这以后的数十年间，陶德麟正是恪守这样严谨的治学风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深邃、细致和独到的探索，出版了《当代中国哲学问题探索》《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陶德麟文集》等有广泛影响的专著多部。
只唯实 高度赞扬“中国梦”
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来衡量“中国梦”，符合中国的实际吗？
答案是肯定的。
2013年4月16日，《光明日报》不仅在第四版全文转载了陶德麟的题为《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文章，而且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哲学家短文引出共同话题，湖北社科界讨论理论自信》的长篇报道，介绍了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陶德麟的这篇文章，在湖北引发实践观大讨论的情况。
陶德麟在该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梦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梦。这个梦不是虚幻不实的空想，不在遥不可及的彼岸，而是必定能够实现的理想。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理想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概括的，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经过中华民族从5000多年前到近30多年来的探索和总结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这里的决定性的事件，就是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救国救民的真理。
陶德麟还在该文中，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这么“灵验”的奥秘。
他认为，就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于西方，但它不是地域性的理论而是世界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它批判地吸取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优秀成果而又突破了他们的局限性，形成了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本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髓，就是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实践观。这一实践观揭示的道理主要是：（1）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是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为根本的实践活动。社会发展规律的“秘密”只能到实践中去探求，而不应当与此相反。（2）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是在实践中发生的，解决这些问题也只能通过“变革的实践”，而不能停留于“解释世界”。（3）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只有实践才能检验，离开实践的争论是“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历史理论浩如烟海，体系如林，有些理论也包含着局部的真理甚至颇为深刻的真理，但究竟如何理解社会，如何创造历史，如何看待人类的前景，仍然是“斯芬克斯之谜”，没有人能揭穿“谜底”，总的说仍然是一笔糊涂账。马克思的理论一出，就提供了一把开启“暗箱”的钥匙，使人们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当然，不同的人们由于种种原因，并非都能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但这是另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至今仍然占据着人类思维的制高点，却是客观事实。
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情况和特殊问题。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也不行。中国道路是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不断结合的过程，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过程。要把中国道路走好，就得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各项工作中把它落到实处。
……
湖北社科界和武汉大学的一些专家学者也纷纷加入到这场讨论中。
荆楚网刊载的刘辉的讨论文章认为：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从产生开始经过了一系列的发展，并在发展中显示了其理论的、方法论的以及现实的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实践的活动史，实践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发展史的钥匙。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着特别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李维武教授指出，陶德麟的文章明快易懂，却用意深刻，以其强烈的历史感和严密的逻辑性，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应有的理论自信。马克思主义学院梅荣政教授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从其本质内涵说，就是“一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
武汉大学后来对这场讨论发表了评论员的观点，代表了参与这场讨论的广大专家学者的心声：长期以来，陶德麟始终关注社会现实，多年来，他和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充分发挥“智囊团”和“思想库”的作用，立足中国实践，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积极探索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保证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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